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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产教 聚焦急需紧缺 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专家视角】

　　作者：史倩倩（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潮洛蒙（教授）

　　编者按

　　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受到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需要得到各方高度重视。

求职大学生在苏州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与工作人员洽谈。王建康摄/光明图片

　　大学生高质量就业面临新挑战

　　2020年以来，疫情对大学生就业造成冲击，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一是部分行业企业出现缩招停招现象，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明显，特别是众多互联网“大厂”校招名额大幅缩减。二是企业线下招聘大量取消或延迟，虽然各类“云上”双选会为企业和学生提供了平台，但双方的沟通程度与线下相比大打折扣。三是部分毕业生求职趋于保守、求稳，不能随着当前形势及时转变就业观念、合理调整预期，“慢就业”“缓就业”问题突出。四是校企合作交流减少，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社会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利用企业资源参加岗位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机会大大减少，就业竞争力出现短板。五是高校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培养方案不能及时反映社会和市场需求，源头上还存在“人岗不匹配”的情况。

安徽共青团组织为服务青年就业举办“春暖皖江”系列公益招聘会。傅军摄/光明图片

　　部分省市加强就业工作的经验

　　近年来，为克服疫情对大学生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部分省市加强就业工作，在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方面，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干措施》，鼓励头部科技型民营企业扩大招聘规模，在毕业生引进、就业服务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实施首都技能人才“金蓝领”培育计划，重点围绕高精尖产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数字经济、“京味儿”文旅民俗，以及超大城市运行保障等行业领域，全面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的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培训。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加强大学生创业板、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组织子基金对接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力度，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等资金支持。这些政策都对大学生高质量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上海市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动员中央在沪企业、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安排不低于50%的就业岗位，面向本市高校毕业生定向招聘。鼓励高校毕业生在本市认定的见习基地进行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就业创业见习，并享受见习期生活补贴。受直播带货模式的启发，“直播带人”是今年上海多所高校的创新做法。上海海洋大学首开“直播带人”模式——校领导当主播，在直播会场中直接向用人单位推荐学生，企业当场伸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在环交大周边区域建设创新创业集聚区，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和“硬科技”双创高地，并尝试通过教师科创企业创造新岗位，带动一批大学生就业，实现了师资整合、资源联合，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次。华东理工大学创新访企拓岗模式，联合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共同组建了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人才联盟，联盟单位企业举办的首场专项网络招聘会吸引了近5000名学生参加，收到简历超过1.5万份，也为今后的人才持续供给开通了“绿色通道”。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积极挖掘校友及校友企业资源，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巨额创业融资方案，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师和校友科技企业提供一揽子融资服务，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天津市积极实施一系列政策帮助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2020年向超过5000家企业发放大学生以工代训补贴，2021年向1.9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近6000万元，建设1500多家大学生就业见习基地，实施离校大学生一对一帮扶制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效果明显。

　　广州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与城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一同部署，通过建立青年发展监测评估机制，精准掌握广州青年发展现实状况和变化趋势。把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指标纳入城市包容、创新特质评价体系，抓实青年就业调研，动态调整广州青年发展政策，以“赢在广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为引领，出台一系列政策切实帮助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就业。

　　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建议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发展。在目前的整体产业结构中，科技创新型、外向型企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显示出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企业提升产业层次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大量适合大学生就业或深造的岗位。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才。

　　一是聚焦产业急需紧缺，推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衔接。近年来，全国各地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经济产业结构愈来愈多元化，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优质企业纷纷在经济活跃省份增资扩产，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正逐步形成，以智能化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出现明显人才缺口。地方高校要立足优势特色，紧扣产业需求，统筹布局优势学科专业，调整专业及课程设置，向产业急需的相关学科倾斜招生指标，改革学生培养模式，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推动“学科链”“产业链”与“人才链”互促共进，为行业培养更多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二是推动科研助理队伍建设，吸纳更多优秀毕业生参与科技研发工作。鼓励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项目的团队中应设尽设科研助理岗，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选聘工作，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参与科研相关工作。这不仅是完善科研治理体系、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也为创新主体与高校毕业生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有助于培养更多复合型大学生，为他们提供继续深造或高质量就业的机会。

　　三是以大学科技园建设为载体，推动产业和人才实现“双聚集”。如天津市已明确，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载体要安排30%左右的场地免费提供给高校毕业生创业者，以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天津市南开科技创新园的实践证明，利用大学科技园建设大学生创新示范实验室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加强科技成果研发、中试、熟化及二次开发等，打造“环高校科创带”，对引导人才向信创、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行业集聚，向高校高水平学科建设集聚等均有十分明显的带动作用。以产业集聚引育人才，以人才带动产业集聚，将成为带动区域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

　　四是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全力挖掘行业领域的用工需求。邀请会员单位积极进校宣讲政策措施、释放岗位需求，做好面向毕业生群体的就业指导和信息对接，针对毕业生群体开设相应的培训课程，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发挥行业保障就业工作合力。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组织开发的各类灵活就业岗位，在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的同时，利用见习实践机会提早参与企业的项目管理、市场营销、品牌传播等活动，加深对企业行业的了解。

　　五是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新阶段，各地方和高校要借政策春风进一步推动教育与产业行业形成合力，保障职业院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进一步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5版）

做好政法网络舆情工作的十大创新思路******

　　寄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各类社会思潮、现实矛盾、群体情绪汇聚网络空间交互影响，网络舆论场愈加复杂多变，依法妥善处理网络舆情、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与挑战，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地政法机关的本职要求。因此，不论是信息公开，还是热点回应，或是政策发布，最终目的是弥合分歧、减少误读、促成共识、增进公信，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场，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增强能力水平，提升舆论认可度和满意度。

　　1 合法性原则需摆在首位

　　随着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舆情处置的法治思维显得更加基本且必要。“依法办理”这一舆情处置关键之道所要求的“规范执法、依法处置”是影响舆情走势最重要的因素。政法机关唯有在依法处置的前提下，在发布内容、时间、节奏等技巧之“术”上采取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措施，方能确保舆情态势能快速走出困境。“依法办理”既是舆情处置的关键之道，也是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政法机关不能做好依法办理这个“最先一步”，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这些技巧之术将成为“无本之木”。

　　2强化舆论阵地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大量的网络热点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较量。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负面思潮的叙事逻辑从宏观转向微观，常常聚焦公众的日常生活，通过采取煽情的路径触发舆论共情心理，导致一些偶发的热点个案被上升到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层面。因此，舆情应对不仅成为舆论引导重要手段，更应成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前沿阵地。政法机关需要强化意识形态敏感性，依法依规处理好网络舆情，及时消除个案被舆论场赋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3树立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

　　随着热点事件的复杂性增加及周期延长，跨系统舆情的连续多年呈现上升趋势，舆情处置工作不再限于某一家政法机关，甚至不限于某一地政法系统。从舆情发酵过程也能看出，舆情治理不止于一家单位、一个地区的责任，执法司法权威与公信力覆盖整个政法系统，一旦某地舆情回应不力，舆论负面情绪会波及并延伸至相关体系内部。换句话说，所有公权力部门都可能面对“塔西佗”陷阱，这就要求舆情处置部门也要树立“共同体”意识。正如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全国各地政法机关需要树立全局意识和协作精神，共同应对舆论压力，共同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

　　4认清舆论场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在舆情工作中，无论是负面舆情处置还是正面宣传工作，风险意识一直是政法机关强调的要点，需要充分了解相关工作潜在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具靶向地采取措施，推动工作呈现实效。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研判相关风险时，不仅要知其然，提高防范意识，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当前舆论环境充分的了解，进而做出精准的风险预判及研判。只有看清热点事件背后所附着的社会思潮、舆论风向、议题“靶点”，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舆情发酵阶段做出精准研判，在舆论引导阶段明晰重心所在。例如，近年来接连出现多起与“女权”相关案件，其中四川女子“拉姆”遇害案、成都女子饭馆劝烟被泼水等事件均引发极端女权的罔顾事实的“狂欢”。对于这类带有明显议题特征案件，政法机关就不能以普通案件对待，需要及时预判舆论炒作点和舆情敏感点，增加回应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预判性，以免被炒作势力钻空子、揪辫子。

　　5适应新媒体时代工作需求

　　当下我们正处在短视频时代，网络热点舆情事件通过短视频的传播增加了发酵速度与烈度，“发酵快而急”“小事闹大闹炸”的趋向十分明显。而一旦舆情发酵，涉事政法机关面对全网舆论的关注压力，常常会出现回应处置不及时而被网民追打的局面。因此面对舆情急速发酵的情况，如果政法机关还按照往常思路，层层上报等审批，网络舆情已经升级恶化，很容易错过了回应舆情的最佳时机。对此，政法机关需要形成适应网络时代的舆情工作思维，在发现、上报、研判、处置、引导等各个环节建立常态化方案，在突发舆情出现后能够从容不迫，不落后甚至能够跑赢网络舆情的发酵速度。此外，在工作方法上，政法机关也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不断提高舆情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重视舆情溯源和关键节点追踪，找到舆情推手和背后力量，在应对舆情时更加从容。

　　6重视情绪管理与疏导

　　后真相时代，感性主导理性，情绪先于事实。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不良情绪的富集，负面舆情的爆发很多时候是由负面情绪点燃的，舆情最终能够平息也多是因为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对此，政法机关一方面，在舆情风险研判时需要考虑社会情绪的影响，以免踩中“雷区”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在舆情回应处置过程中，同情当事人的不幸遭遇，关照事件背后的公众情绪，能够有效引导舆论理性表达。例如，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新街口发生一起男子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的事件，其中有市民见义勇为被刺伤引发网民关注，在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公安对见义勇为人士表达敬意，表态要加强排查整治、严打违法犯罪行为，相关部门专门介绍了“胖哥”救治情况。一系列表态及做法既回应了公众“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情感，也满足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盼。相反，缺乏情感关怀的通报案例也不少，类似“领导高度重视”“受害者情绪稳定”“情况不便透露”常常招来嘲讽批评，删帖、封口更是堵住人们释放情绪的渠道，必然适得其反。

　　7不回避舆情、不盲从舆论

　　舆情并不都是真实的民意，被流量操弄的伪舆情和假民意，具有迷惑性，虚高热度容易令政法机关手忙脚乱，一不小心就被舆情带偏，脱离依法依规处理的原则和底线，反而使自身负面缠身。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网络舆情处置中出现“按闹分配”“不上热搜不解决”等不良倾向，变相鼓励了网络水军和自媒体制造舆情倒逼官方处置的现象，其中的反转舆情不仅滋生网络暴力加剧舆论场失序风险，还消耗政法机关的精力与公信力。因此，政法机关对于热点事件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兼顾法理情的有机统一，确保处置工作经得起舆论检验和时间检验。

　　8建立舆情风险研判会商机制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成为公众对现实社会情感和态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政法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分支，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而备受社会舆论的重视。在舆论看来，政法工作代表着公平正义，由此引发的舆情能否有效处置也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法机关在出现涉政法舆情后，其应对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提升。但要看到的是，政法机关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涉政法舆情时，仍将重点放在“应对”二字上，缺乏对舆情本身生成发酵的原因深入分析，在回应、引导和处置层面无法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也就导致出现回应缺乏重点，引导方向出现偏离等情况，使得舆情并未因“应对”而平息。因此，政法机关在处置涉政法舆情时，需将重心放在如何做好回应、引导工作上，而非简单停留于“应对”层面。

　　9强化有效信息供应原则

　　突发事件发酵速度快、信息量集中、话题扩散频繁，在信息真假不明、传言流行的时候，公众最希望看到来自官方的声音和态度。可以说，舆情工作的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信息供给到位不到位。如果官方信息供给不透明、发布不及时，网民根据舆论场现有信息的误导或自身想象，很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挑战。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发声权的全面下沉令更多人具有“发布者”的能力，足以影响整个舆论场的信息供给格局。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法机关作为处置主体，需要坚持高效率、高质量、动态化的信息供给方式，尽力放大己方的声量与覆盖面，压缩“竞争者”的影响力。此外，在处理热点事件的衍生舆情或二次舆情，由于此前的舆论势能积蓄，舆情再度喷发时的烈度与广度可能更胜以前，更需要处置部门准确掌握公众情绪、精准回应舆论关切，以稳定、有效、及时的信息供给稳定社会情绪，进而进行舆论引导。

　　10坚持舆情工作闭环思维

　　闭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有效的舆情管理，形成一个连续、封闭的处置回路，确保舆情处置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效衔接。当前，政法机关对于舆情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组织了专业力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为防范敏感信息发酵成热点事件发挥出重大作用。但是，目前在实践中，各地相关部门仍有“重开头轻后续”的处置倾向，即舆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现舆情苗头之后，基本都能比较迅速地介入并作出回应，能够从程序上完成政务公开的基本“规定动作”。但是首次回应之后，后续处置往往不太理想。一旦舆论关注度降低，网民被其他事件吸引而不做关注，那么涉事部门很容易转而放任舆情“敞口”，导致风险持续存在。因此，良好的舆情处置工作应当建立健全的闭环舆情机制，做到从预警发现到处置善后的全环节覆盖。具体而言，就是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政法机关需要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动态，加强舆论场信息和网情民意的收集，对公众的关注焦点和诉求出现的新变化保持敏锐的感知度，并及时作出审时度势的处置和反馈，以实情工作促使舆情降温。

　　（作者：法治网舆情中心 编辑：彭晓月 刘思源）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