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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陈梅：华侨华人何以成为春节文化海外传承的“自媒体”？******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华侨华人何以成为春节文化海外传承的“自媒体”？
——专访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陈梅
中新社记者 罗海兵
写春联、剪窗花、挂灯笼、放烟花……无论离家多久、多远，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都依然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反映美国历史的《哈泼斯月报》自1880年起就曾刊载在美华人燃放鞭炮、置办年货、挂彩灯欢度春节的热闹场景。
华侨华人在传续春节传统的同时，也使春节在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载体。已五次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的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陈梅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华侨华人天然是在海外传承中国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既向海外推广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让华裔后代在欢乐中了解、认识和爱上中华文化。
中新社记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于2023年1月15日举办纽约华侨华人兔年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有哪些内容？这一天是中国的南方小年，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天举办活动？
陈梅：纽约华侨华人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自2015年开办以来一直深受广大华人华侨和社区内其他各族裔的喜爱，并连续举办了五届。后由于疫情原因停办了两年。今年我们再次举办线下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
今年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多彩，既有写春联、画年画、剪纸等经典内容，也有小朋友们喜爱的捏气球、脸部彩绘、做糖画人，以及帮助小朋友们认识汉字的猜灯谜活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其中包括京剧、太极拳、武术、民族舞，以及美轮美奂的儿童汉服秀、美中音乐家协会著名歌唱家们的专业演唱等。演员的年龄从9岁到85岁不等，以期达到联席会一向主张的“全民庆春节，举家同欢乐”初衷。
今年1月15日是中国(南方)民间俗称的“小年”的日子。在美国的华人常因工作繁忙且不是公假日，故大多数家庭不能聚在一起过小年。我们选择在小年这一天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某种意义上是向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下一代介绍“小年”这一传统中华习俗的来历及寓意，同时也通过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形式把大家从百忙中汇聚在一起。
纽约华人华侨2023第六届迎新春民俗文化节。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初衷是什么？华人社会参与度如何？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参加春节活动？
陈梅：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平台，旨在借各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以中国的民间艺术、各地的习俗风情、中华美食为主题，向美国和纽约市主流社会、各界人士、广大民众推广展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俗文化。这是联席会连年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这个品牌活动的目的与动力，我们要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知识、传承中华文化。
活动自2015年开办以来，从第一届只有10个摊位，发展到2020年第五届时有50个摊位，还有一场精彩的免费文艺表演。过去联席会举办的每一届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是人山人海，参加的人士不仅可以亲自感受中国民俗艺术、品尝中华美食、观看中国传统艺术表演，还可以带走各式各样的免费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春节装饰，感受中国“年味”。
海外华侨华人纵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对文化根脉的情怀深植心中，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感受是共通的。通过参加春节文化活动，既可以营造过年氛围，也可以慰藉思乡之情，还能让华裔后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春节讲究团圆，参加春节文化活动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一起热闹过年的场景之一。
人们在纽约华人华侨迎新春民俗文化节上写书法。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保留了哪些中国春节传统？又有哪些本土化的创新？
陈梅：追溯历史，华人在海外过春节的传统，是与华人移民的脚步相伴相随的。在美国，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淘金热及横贯美国铁路修建完工之后，早期华工从美国西部开始东迁来到东岸。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1871年2月18日，这些华工及其家人，在美东地区举办第一个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
春节常被翻译成Spring Festival，其实在海外更习惯称春节为Chinese New Year，即“中国新年”，也就是我们说的农历新年，一般指正月初一。但华人在海外过春节和在中国国内一样，是一个更大的范畴，包含除夕、初一和正月十五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华人完整保留了中国的春节传统，贴春联、挂灯笼、放烟花；除夕夜的年夜饭上一定要有饺子或年糕，正月十五也一定要吃元宵。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互相拜年，给孩子压岁钱发红包，华社活动中有舞龙、舞狮表演等等。
当然，春节在海外也有许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比如在美国一些大城市的中国城，会有中国农历新年巡游等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在一些欧洲国家则会以中国新年音乐会等形式庆祝；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家庭，还会制作融合南洋风味的“年饼”作为新的“年味”……在这些因地制宜的创新过程中，不同文化和文明得以交融互鉴。
美国纽约布莱恩公园举行舞狮活动，众多孩童在活动中与舞狮近距离接触。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在海外举行的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国传统节日活动中，是否有当地主流社会的参与？参与度如何？
陈梅：其实，在海外不同形式的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已经逐渐走出唐人街，有越来越多当地主流社会的人士参与。比如非常著名的旧金山农历新年大巡游，就是从早期少数中国劳工在中国城小打小闹庆祝春节的传统，如今演变成多族裔、中美团体亲密合作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盛会，成为世界十大著名大巡游之一。再比如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英国伦敦眼、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多国地标建筑每年也会为中国春节点亮红色灯光以示祝贺。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春节已经被列为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定节日。多国政要也会在中国春节期间发表新春贺词。
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国城街道张灯结彩。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人赓续传承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如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陈梅：纽约有数十万来自中国的移民、学生和工作人员。每逢佳节倍思亲。像中秋节、春节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已逐渐融入当地美国人的生活中。自从纽约州通过了中国大年初一所有在校学生可以留在家中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不算缺席的法律后，春节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节日。各个大学、中学、小学都会举办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比如教学生包饺子、写春联、跳中国民族舞蹈，以及举办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的音乐会等。久而久之，这些庆祝活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载体。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国节日传统，也令当地民众耳目一新，被中国春节的热闹和“年味儿”吸引，继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而透过这些热闹场景，他们更加感受到中国春节文化的精神内核，读懂中华文化蕴涵的家庭观念和世界观，即追求团圆、追求和美。
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气氛浓，人们在一家上海菜餐厅用餐。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在自身保留春节传统的同时，在传承、传播春节文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陈梅：海外华侨华人自身在海外就是传承中国文化和传播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我们通过不断地向我们的下一代以及其他族裔和主流社会介绍、演绎中国传统文化，让人们记住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个期望和平的民族。无论在哪里，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愿意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世界和平和民族昌盛搭桥铺路。(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New York Council of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成立于2003年，是经纽约州政府登记注册，美国联邦政府认可的非盈利组织，由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华人社团联合组成的民间团体。联席会的宗旨是为加强华人社团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争取在美华侨华人各界应有的权益，并以联席会为平台推动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从而促进华侨华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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